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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改革开放40年|吴承璘:没钱开发,情急给书记市长写信

2018-09-29 15: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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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成就了今天的上海,1990年代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从负担沉重的全国“后卫”,一跃变“前锋”,实现大变样。浦东开发的高楼大厦背后,陆家嘴、张江、金桥、外高桥开发的规划政策背后,开发开放的高速进展背后,有着怎样的大胆尝试、奋力进取的故事。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上海改革开放40年”口述系列,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采访了部分上海改革开放的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们讲述上海改革开放那段激情澎湃的历史。该文将收录于即将出版的“上海改革开放40年口述”系列丛书中。
 
澎湃新闻 刘筝 图
 
口述:吴承璘(曾任张江高科技园区党委书记、总经理,浦东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采访:谢黎萍、郭继、周奕韵、黄啸
 
整理:周奕韵
 
时间:2018年6月13日
 
1992年到1993年,我在北京任国家轻工业部群星集团副总裁兼群星工业公司总经理。其间,于1993年1月返沪休假,见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同志,他听了我在轻工业部工作的情况后,即要我回上海到浦东张江去工作,我没有犹豫就同意了,5月份就辞职回到上海。5月7日,浦东新区组织部宣布我任公司党委书记、第二任总经理。一个月后的6月25日,市委、市政府又任命我为浦东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从此,开启了我与张江的一段缘。
 
艰难困境中成功突破
 
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是1992年7月28日挂牌成立的。得知要到张江工作,得知浦东另外三家开发区的开发已经是热火朝天,我提前只身到张江实地看了一次。没想到,当我站在龙东大道、罗山路口的这个地方,举目望去,除了一条窄小的两车道的龙东路外,完全是一片绿油油的农地,白墙黑瓦的农舍零星地点缀在农田间,半点开发区的影子也见不着。实际上这个时候开发区已经开发一年了。我知道,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果然,一上任,公司的困境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没有钱、没有地、连办公场所也没有。
 
首先,资金严重短缺。张江最初规划面积是17平方公里,初期决定开发4平方公里。市里先期拨付的1亿元启动资金由于初期开发规模过大全部用完了。公司下面又成立了20多个子公司,导致资金分散,五六十人的工资也快发不出来。而这时,龙东大道的“三通一平”正急需资金投入。
 
其次,没有地。开发初期,张江把2平方公里的地分别以极低的价格批租给了四家公司,分别是信源、浙江银泰、东北的华晨和一家台湾公司。每个公司拿走了0.5平方公里,初期决定开发的4平方公里土地一下子2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没了。其中信源是中信和加拿大能源公司的合资企业。该公司是加拿大前总理克里斯蒂安女婿的企业,条约中还同意他们额外保留0.5平方公里的土地开发权,也就是总共要拿走1平方公里。
 
还有,我们的办公场所也很不理想。我刚到的时候,办公地点在陆家嘴峨山路的童涵春药厂楼上的一间阁楼里。不仅离张江现场远,不方便指挥和管理,而且条件拥挤,空气中弥漫着中药味,打扫卫生的工具都放在楼梯口,如果要在这种地方和外商谈判,很不利于张江形象的塑造。
 
怎么办?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决心破釜沉舟,大力调整和改革开发现状。在艰难的情境下,我们得到了从市委市政府到浦东新区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了上海各部委的鼎力支持,帮助我们共同渡过了难关。
 
没有钱,存量资金最多只能维持公司两个月的运转。情急之下,我想了一个紧急办法,给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市长黄菊写信,表示希望拿前期预开发还剩下的2平方公里的土地去银行贷款,抵押2亿元。这时候国家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控制投资规模,银行本身的额度都没有,借款非常紧张。没想到,两位领导收到信后,立即批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毛应梁行长,让他协调四大银行落实解决资金。工行、农行、建行、中国银行四大银行浦东分行的行长来张江考察后,同意每家银行贷给张江5000万,张江为每家银行抵押0.5平方公里的土地。很快,2亿资金到位,像给张江打了一针强心剂,救活了张江。我们立刻将钱投在龙东大道的开发上,还清了早期开发龙东大道的欠款。
 
但是这时候,龙东大道只是一条光秃秃的路,水电都没有,怎么招商。于是,我们在公用局芮友仁副局长的鼎力相助下,接上了水。他是亲自带领自来水施工队勘察现场,由于当时龙东大道已经建好,接管子来不及了,经研究,决定打井。一个月时间自来水公司为我们打好井。没有电,我们在电力局局长钱忠伟的关心下,半年的时间,在罗山路上建起一个220千伏的高压电站。电话线则是在邮电局局长程锡元的全力支持下,半年工夫临时搭建起一个通信站,将电话线引进了张江。有了水,有了电,可是没有公交车,交通不方便。我们设想,张江既然是高科技园区,起码要有到沪上知名高校复旦和交大的两条公交线。正好夏克强副市长来张江现场办公,我们向他反映了这个问题。他立刻批示公用局洪浩副局长帮忙解决这两条线路的问题,也就是现在的大桥五线和大桥六线。1993年年底,一条六车道的龙东大道建成了,而且地下管道俱全,这是张江的第一条交通干线,为园区的起飞提供了有利条件。后来,建设地铁二号线的时候,原本终点站只到龙阳路,不经过张江。我们再次求助夏克强副市长,夏副市长了解情况后,经市政府讨论,同意二号线造好后再延伸。三年后,二号线延伸段进入张江高科技园区,张江就此拥有了一条轨交大动脉。从此,每天张江高科地铁站人头攒动,放眼望去,进进出出都是年轻人,这是张江的未来和希望。“三通一平”和交通线的引进,为张江的招商引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没有地怎么办,我们决定依据市政府关于拿到土地以后不动土不招商的可以收回的文件精神,要回早期4个公司拿走的4块地。因为,到1993年为止,这4块地静静地躺在那里,一个企业也没进来,一撬土也没挖过。收回的过程遇到了难以想象的阻力和压力,甚至惊动了中央领导。我首先向信源公司提出了这个要求,加拿大方马上就向他们的总理告状了。1993年9月,时任加拿大总理克里斯蒂安访问中国时,在宴请议程中提出要谈谈张江信源事宜。朱镕基总理并不知情张江土地的事情,打电话让黄菊市长赴京一起参加宴请,直接向对方解释。黄市长也不明白张江有这么大的事情要两国总理来商谈。临去北京前一天,也就是1993年9月26日晚上,黄菊市长打电话向我询问情况,我向他汇报了信源之前的合同款项和目前的状况,并提出要重新谈判。黄市长了解之后就飞北京赴宴。回沪后,黄市长告诉我重新谈判可以,价格也可以调整,具体由双方公司谈判,等于把主动权交到了我们手里。不久,我就在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黄奇帆带领下赴加拿大和信源公司展开新一轮谈判,花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谈地价、谈期权、谈引进项目。我知道这是涉及两国的政治经济问题,所以处理得很谨慎。最后协商下来,地价从原本的12美金每平方米提高到23美金,拿掉了原本保留作为优先批租的0.5平方公里的选择权,现有的0.5平方公里,我们帮忙招商,以实现早日开工。1994年11月10日,张江信源公司正式挂牌,加拿大总理克里斯蒂安出席了仪式。其他三家公司,也通过不同的方式要回了土地。华晨公司同意有一个项目进来我们批一块地给他们,银泰公司答应和我们共同开发,台湾的公司终止合作。为了收回这两平方公里的土地,我得罪了很多人,但是当时的情形就是,我们横下一条心,非做不可!
 
面对不甚理想的办公场所,我上任后立刻决定搬地方!可是公司员工告诉我,他们已经找过了,没有地方。我后来在龙东路路口这里找到一块没有拆迁任务的地,但是在高压线下面。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在半年里造出新的办公场所,哪怕是快装式的现场办公用房也好。建筑外观邀请上海市政设计院吴之光院长亲自为张江设计了一个飞机似的飞翼楼,寓意张江腾飞。后来,吴院长凭借这一设计得了建筑设计奖。别看这个快装楼外表简易,但环境干净整洁,内涵也很丰富。门口大堂设计了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主题的铜版浮雕。还有四间不同风格的会议室。有法国凡尔赛欧洲风情、美国加州海滩景色、日本樱花风景和中国苏州庭院,体现了张江的世界眼光。
 
办公楼造好以后,张江员工们大受鼓舞。1994年1月搬入新址那天,我们全体员工举行了升旗仪式,正值冬日,天上雪花纷飞,我们的员工却是热血沸腾,激动万分。大家在国旗下宣誓,立志为祖国高科技产业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这其中,我们在动迁过程中遇到了处理好与征地农民的关系难题。张江乡团结村拆迁的时候,由于补偿工作没有做好,征地补偿款还没有到位就先进行了拆迁,引发农民强烈不满。有一天我在会场被情绪激动的农民群众包围起来,我当场表态:拆迁立刻停掉,补偿款立刻到位,总算解了围。回到公司,我立刻将负责拆迁的员工免职,同时认识到这是关系园区长久安定的大问题,要和当地的干部和农民交朋友,加强和乡镇的关系。1994年5月,在浦东新区组织部的建议下,经过酝酿讨论,我们探索与张江乡、花木乡、北蔡镇建立地区联合党委的试点。由我做联合党委书记,张江乡、花木乡、北蔡镇的书记以及我们公司的副总一起做党委委员。这样,张江开发公司和地方乡镇党政班子之间就有了谈话的正面渠道。联合党委成立那天,新区领导赵启正、胡炜出席了会议。这以后,凡是征地农民拆迁、安置等问题,大家经常开党委会讨论,协调沟通,取得共识。通过联合党委,张江开发公司和当地乡镇建立了矛盾协调机制,在开发和征地过程中得到了当地乡镇的有力支持和保障。有问题农民来访,他们镇长和书记帮助我们公司一起做工作,赶在我们之前劝导农民,再也没有发生过群体性事件。
 
同时,我们也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他们失去土地之后的生活工作着想,力图实现共同发展。我们划出2平方公里土地,为张江乡建立了科技工业小区,出2万多澳币请澳大利亚的设计师帮助设计规划,计划部的员工帮助招商引进企业,解决张江乡的发展后劲和经济来源,获得张江乡政府和群众的支持,也收获一段难忘的友情。香楠路周围为动迁农户建造的新楼造好后,我们给动迁房刷上漂亮的彩色外墙,打造宜居环境。每年我都以联合党委书记的身份,到3个乡镇16个村的农民家中走访,每个村都走到。感谢他们对园区开发的贡献,实地了解农民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解决。我们还招聘被征地的农民进入公司做服务员。虽然他们编制属于外包公司,但我们当他们和我们普通员工一样看待,早上见面点头打招呼,发福利时候也照顾到他们,一视同仁。后来徐匡迪市长在其他开发区调研时还推介了张江公司的做法。
 
当然,我们能在困境中寻得突破,开启发展的新局面,离不开市委市政府领导的亲临指导和关心。
 
黄菊市长很早就关心张江。我到张江仅仅两个月,他就来视察。我们当时给他看的地方就是一块烂泥地,背后是一个污水井的井塔,什么也没有。我边介绍边给他看规划。当中还有个小插曲。我向他介绍,这是矿泉水厂。他马上戳穿我:矿泉水厂也是高科技啊?我连忙解释,因为打了水井以后,我们取点地下水做矿泉水,是临时而为之。不过从中看出他对产业发展的重视。他嘱咐我们,张江要逐步开发,不要急,但是要做好基础工程,及早开展招商引资工程,最好要在半年到一年之内出形象。正是黄菊的指示促动我们对开发规模进行调整,将原来先期开发4平方公里的计划缩小至先期开发0.4平方公里,集中有限资源在这0.4平方公里内,尽快实现批租,展现张江形象。
 
1994年1月,市委书记吴邦国和人大老领导胡立教在副市长赵启正的陪同下来张江视察。看到半年时间里,崭新的办公楼、网球场、游泳池和食堂一应俱全,市委书记吴邦国欣然题字:开拓奋进。给予张江人很大的鼓舞和支持。
 
罗氏入驻张江声名鹊起
 
入驻张江的第一个客户是世界第三大制药公司瑞士罗氏制药。1993年9月,在三维制药厂总经理黄彦正的介绍下,罗氏公司来张江考察。当时就在峨山路上那个简陋的办公室里,我们向外方代表威廉·凯洛介绍张江。他一看,你们待在药厂里面办公,到现场一看,更是除了一片农田,什么都没有,顿时犹豫起来,说“这样怎么叫我来建厂呢?!”。我们就跟他承诺,马上就把水、电、气、通讯都落实好。同时,向他介绍杨浦大桥已经建成,内环线也已开工,浦东机场已列上建设日程,交通会很方便。对面汤臣高尔夫球场也马上建好。我们想用尽可能多的资源和信息来提升张江的价值。黄彦正总经理也在一旁鼓动他说:“张江的吴先生说话你放心,他保证你的这些一定会实现的。”合作伙伴的话让威廉稍显安心,而之后赵启正副市长的推介更是为谈判的成功增添了砝码。赵副市长在接见威廉·凯洛时,不但介绍张江,而且不动声色地向他介绍我说:吴总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经常一起游泳,还参加市里的游泳比赛,他游的比我快,我老是输给他的。看似轻描淡写的几句拉家常让外方代表对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张江增添了信任和信心,他觉得张江公司是上海市重点开发地区,终于下了决心把项目放在张江,但要求有一条,半年里面要求建厂地块实现“三通一平”。之后,我们与外方代表对土地批租价格进行了谈判。
 
经过几轮谈判我们最后以每平方米60美金的批租价格成交,这在当时是一个特别高的价格。前期开发的时候张江的土地是十几美金的地价批租的,60美金的地价为后来张江的土地批租奠定了新的起点。但同时,外方代表也提出一个要求,只填意向书,不给一分钱,如果半年里不能实现“三通一平”,意向就取消;成功了,再签正式合同,把钱打进来。这半年,在副总毛德明的带领下,张江的员工们真的是拼命,并肩奋斗,接水、接电、通电话都在与时间赛跑,最终经受了考验,半年之内把这块地弄成功了!
 
1994年5月,威廉·凯洛再访张江,眼前的景象令他非常吃惊,立刻同意签约。我真的感谢我们张江的同仁们,在工资也快发不出的困境之下,正是他们的坚持,使我们成功迎来了第一家外资企业,而且是世界500强知名的药物公司。在16日签约当日,赵启正副市长亲自出场,签字、宴请都亲力亲为,为张江不遗余力地宣传。这次张江和罗氏的合作对双方影响都非常大。罗氏的引进为张江日后的招商树立了标杆,开启了张江药谷的历史。对罗氏来说,不仅使公司成为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的成员,而且威廉·凯洛本人获得了上海市白玉兰奖,由此情定上海,获得上海第0002号绿卡,将全家都搬到了上海。
 
总结和罗氏合作的成功经验,我们一起经过讨论,最后归结了四个字“公、信、实、卓”,作为张江当时的企业理念,并写入《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员工手册》。“公”是公平、公正、公开,这是浦东新区在浦东开发开放的过程中提出的,要求在张江发展过程中坚决制止腐败行为。我自己首先带头。我的工资也是公开的,并无其他收入。“信”是我提出来的。我一直相信,言必信,行必果,说出来的话要算数。罗氏成功引进,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一片农田上,我们对他们的承诺都能实现,说话算数,人家才能相信。“实”,就是一定要干实事,不要空讲,不能光喊口号,要实际干出东西来。“卓”,Excellent在英文中就是超前、超越的意思。但不是perfect完美。完美的话,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所以我说我们是excellent,就是要做到卓越。这些理念对公司当时的氛围营造起了很大作用,公司上上下下正气十足。除了这四个字,当时我们还请台湾咨群咨询公司一起设计了司标,该公司里的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副局长等专家共同参与,经全公司员工讨论投票通过,是一个由张江两个字组成的卫星加上英文High tec park,以凸显国际化。
 
在企业理念的促动下,张江员工们用诚心诚意、团结一致的实干赢得了投资者的信任,张江迎来了一批世界知名高新企业入驻。
 
1993年,松下公司显示出合作意向。在与松下公司的谈判中,我们出价80美元每平米,对方出72美元,最后以79美元成交。但他们回到日本后,又要求降低价格,为体现诚意,我们让了0.5美元。尽管如此,这个价格在当时工业地块出让价位方面是居高的。当年10月,松下微波炉及磁控管进驻张江。
 
1995年,法国法雷奥汽车电机公司考察多个开发区,最后选定张江。事后他们的代理商告诉我,成功的原因在于,在接待他们的时候,我作为总经理亲自出场,并且只带了一个翻译和一位助手参加谈判,对每个问题都有回复,他们非常满意,因此在各开发区的评分中,给张江打了最高分,并于1995年2月进驻张江。
 
1995年,日本山幸电子打算以40美元的价格来张江租借标准厂房。签订协议当晚先举行了晚宴。宴请会上山幸先生很兴奋,与大家频频举杯。我们发现山幸先生已有醉意,立即决定将签约时间改到第二天,先派人送他回房休息。第二天上午他醒来后非常感动,立刻在合同上签字。并因为我们的诚心与我交上朋友,之后每次来沪都与我见一面。
 
在我们的努力下,张江逐渐打响了自己的品牌。美国联信增压器、宝钢软件、挪威奈可明离子显影液、摩托罗拉手机、美敦力心脏起搏器、三菱物流仓储、阿尔法泰克集成电路、史克必成疫苗等先后进驻张江,并于1994年11月成立了新药研发中心,高科技园区初具规模。
 
人才、规划为张江插上腾飞的翅膀
 
张江开发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人的问题。刚到张江的时候,我们工资都发不出来,很困难。我当时找大家摊牌说我们的工资可能发一两个月就没了,你们愿意留则留,去则去。让我感动和欣慰的是,我们这些骨干都表示:不拿工资照样干,跟张江干到底,尽心尽力把张江开发园区建成。
 
公司的发展,关键是班子团结。1993年,我们根据业务需要,经新区党工委批准,调整了班子成员,我与刘正义、毛德明、钱人杰三位副总组成了公司领导班子。他们敢说敢讲,有事大家商量,是很好的得力干将。我们相处融洽,一起工作的时候,无论是管理还是做事,都非常公开,对不满意的事情也公开批评。班子之间合作得非常爽快,形成了共同的战斗友谊。当时有人对我直言直语的说话方式有些不满,向组织告状。赵启正副市长一方面提醒我要注意语言艺术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及时制止告状的风气,给我们班子莫大的支持和信任。
 
当时我们张江的员工文化程度以大专为主,有大学学历的很少,懂外语的人更少,这与国际性的张江高科技园区要求不符。所以我们当时就提出来:引进人才。我们采取公开招聘的方式,在报纸上刊登招聘启事,进行评分,最后面谈。用这个办法招了近20位大学生和1位博士。同时,我们也给大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为了引进大学生,我们当年就在龙东路北面杨镇小区买了六套住房,作为外地来沪大学生和硕士生的宿舍。大学生两个人一间,硕士生一人一间。我们每周让全体员工在新建的网球场、游泳池、文娱厅参加文体活动,锻炼身体,保持精力充沛,呈现了一片新气象。这在开发区公司中也是首创的。在张江最初开发的激情岁月里,正是他们为张江无私奉献,挥洒汗水、贡献智慧,留下火热的青春,使张江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
 
张江开发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规划。规划是一个园区的核心战略。张江要建成“一流的高科技园区”,需要有一流的主体规划。在张江园区的区域规划上,我们听取了来自境内外多方专业人士的意见。1994年,我们请台湾咨群咨询公司,日本城市建筑设计所,澳大利亚建筑设计师与上海城市规划设计院对原来的规划作了研究和调整。
 
我们还听取了国内专家对张江发展规划的意见和建议。1994年12月,我们根据赵启正副市长的意见,邀请全国22所大学的校长、15名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22名教授及36名上海市有关部门的专家组成张江高科技园区顾问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为张江修订园区规划提供智力支持。这一举动应该是开全国之先河。赵副市长亲自写信给全国各大院校和研究院所,请他们为张江出谋划策。清华、北大、上海交大、天津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华南大学……这么多一流高校的院长、副院长都汇聚张江。在成立仪式上,赵副市长热情洋溢地动员他们来支持张江。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们对园区的产业规划、发展战略等进行讨论,提供宝贵的建议,为我们的规划奠定了重要的战略思想。1995年1月,经张江专家顾问委员会讨论后,3月份,我们召开了“张江高科技园区经济与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课题研究会”,确定了把张江从原来高科技产业区提升为科技园区,又称国际化技术城区。
 
在这个规划中,我们对园区的形态和产业都进行了调整。形态上,提出了产业区、科教区、生活配套区和乡镇区“四区”结合的概念。在科研教育方面,张江的目标是瞄准国外的科学城,要把上海一流的院校、科研机构引入张江。我们设想的是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外语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外贸学院。由于后来市里考虑建松江大学城,所以均未引进成功。1994年,浦东新区社发局局长张学兵和当时的市政府外事顾问李储文到张江来,说李嘉诚先生有意出资4000万元在浦东建一所外语学校,但土地费不在内。我们当即统一,但是提出三个条件,第一这块土地只能用于学校,今后不能转为商业用地;第二条我们张江要派人进入他的教育委员会;第三凡是张江和浦东的学生进入这个学校,要同等有限。他们转告李嘉诚先生后,他爽快同意。就这样,上海外国语大学浦东外国语学校在张江诞生了。
 
在产业发展上,调整后的规划从原来的10多项改为重点发展三项,即生物医药产业、微电子信息产业和光机电一体化产业。生物医药产业起因是第一家外商罗氏制药的到来。赵副市长认为很好,他说美国有硅谷,我们造药谷,由此提出了药谷的概念。基本上当时我们就抓住了这三项,集中资源集中力量打造这三项产业,都做出了成绩。软件园成功了。药谷,随着奈科明、美敦力、史克必成、麒麟等一批跨国生物医药企业聚集张江,也基本成型了。机电一体化产业,我们有联信、松下、摩托罗拉、法里奥、阿尔法泰克等一批机企业入驻。正是产业规划集中成就了张江后面一路上发展顺利。
 
在市规划局夏丽卿局长的关心下,这个规划于1995年12月成为“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九五’规划及2010年展望”总报告的一个部分。值得欣慰的是,张江在日后开发区过程中虽有所调整但总体上仍以高科技城区为目标,以三大产业为主发展。
 
九十年代从张江看浦东,从浦东看上海,那正是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的时代。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大旗下,张江人勇担重担,敢为人先,开拓奋进,在这片热土上打造宏伟蓝图,成为上海改革开放大潮中聚焦的新地标。这段艰苦的创业岁月,也成为我终身难忘和自豪的经历。愿张江在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征程中,越办越好,在世界科创巅峰占据一席之地!
 
【口述人简介】
 
吴承璘,1940年9月生。曾任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厂副厂长,上海市轻工业局副局长、局长,轻工业部群星集团副总裁、群星工业公司总经理,张江高科技园区党委书记、总经理,浦东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外经贸委副主任、市外资委常务副主任等职。1993年5月任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6月兼任浦东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带领张江开发区从一块农田变身为初具规模的高科技园区,是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开拓者和领导者。1995年9月后,任上海市外经贸党委副书记、市委经贸委副主任、市外资委常务副主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分会会长,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会长等职。
 
 
责任编辑:田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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